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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黨史縱橫】“黨的力量來自組織”——李大釗與中國共產黨組織的創建
            發表時間:2023-10-26 來源:黨建網

            “黨的力量來自組織”

            ——李大釗與中國共產黨組織的創建

            安雅琴

             

              今年是李大釗同志誕辰134周年。作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李大釗一生的奮斗歷程同中國共產黨創建的歷史緊密相連。知所從來,方明所往。今天,再次探討李大釗與中國共產黨組織的創建,對我們進一步認識“黨的力量來自組織”這一科學命題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研究會”是重要的起點

              1920年,李大釗在北京大學先后成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和社會主義研究會。研究會誕生于“問題”與“主義”的論爭和關于社會主義問題討論的背景之下,在這兩次討論中,李大釗明確指出“問題”與“主義”有“不能十分分離的關系”,必須有一個“根本解決”,才有把“具體問題”都解決了的希望,強調將來是必將進入社會主義的,“這是最終而且必須達到的目的”,但“究竟采取怎樣的手段才好”,李大釗尚未有明確的認識,所以試圖依托研究會從學理上對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進行研究,進而在實踐中找到解決中國實際問題的具體方法。在此背景下成立的研究會,其本身是帶有學理與實踐的雙重使命,這就為廣大知識分子在反復比較推求中選擇馬克思主義、確立共產主義的信仰做了必要的準備。在人員上,研究會發展了一批對馬克思主義有研究興味和對社會主義有信仰的會員,這些會員在之后多數發展成為團員、黨員,這就為進一步發展黨的早期組織、建立全國性的政黨做了鋪墊。兩個研究會從其刊發的啟事、通告來看,是“分工互助的共學組織”,但又明確以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為研究對象,且在人員組織上與北京早期黨、團組織有密切的關系,所以與一般意義上的學術社團相比,有重要的組織史上的意義。

             

              “青年團”要做好組織訓練

              1920年10月,李大釗、張申府、張國燾三人發起成立了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隨后李大釗就著手籌備成立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對組織的結構、組織的方式等都做了初步的探索。第一,組織需要有明確的經費用于公共用途。在北洋政府密探的報告中就曾記錄了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為何孟雄赴俄參加國際少年共產黨大會而籌措經費;在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五次大會上,劉仁靜作為會計也報告了青年團的收支情況。第二,組織需要設立常設機構,且需明確分工。第四次大會通過表決設立了團機關“事務所”,同時將原有的四股制及委員制,改為執行委員會,設委員十一人并各領分工。第三,事務決策要經民主討論,且需少數服從多數。如選赴“世界少年共產黨大會”代表,即是通過“投票的方式”進行了推選;設立“事務所”等提案也是“隨付表決,多數贊成”后方得以實施。第四,舉辦定期會議,做好會議記錄,落實會議決議。第四次大會上決議執行委員會每星期集議一次,大會每月召開一次。在落實會議決議上,第四次大會提出的事項在第五次大會上匯報了辦理情況。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組織發展、訓練為黨組織的建立、發展做了必要的準備。

             

              “共產黨”的組織務必“強固精密”

              1920年11月,在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基礎上,正式成立了中國共產黨北京支部,李大釗被推選為書記。與研究會和社會主義青年團相比,北京支部是政黨組織,有明確的黨綱,同時在黨綱中規定了“共產黨原則”和“共產黨目的”,確定了無產階級政黨的性質。在建黨思路上,出于對近代政黨政治的反思,李大釗指出“中國徹底的大改革”的依托、“為人民謀福利”的大團體,只能是“平民勞動家的政黨”,建立一個“強固精密的組織”以謀求革命的事業是大為必要且迫切的。在建黨實踐上,李大釗強調黨組織的發展離不開群眾團體組織的發展,主要體現在三項工作上。一是推進北方各地黨團組織的建立。如在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的同月,即派張太雷在天津籌備和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高君宇、王盡美也在李大釗的指導下分別在太原、濟南建立黨團組織。二是推動工會組織的建立。北京共產黨支部通過辦刊、建立勞動補習學校等方式,接近群眾、組織工會。1921年五一勞動節的集會即是在北京共產黨支部的組織下進行的,北京長辛店一千余名工人參加,天津、保定的工人代表也參加了此次活動,這充分體現了北京共產黨支部的組織和動員能力。三是引導進步學生團體。如指導覺悟社、曙光社、少年中國學會等五個進步學生團體進行“大聯合”,引導學生謀求一種主義、一種信仰,共謀社會的改造。在李大釗的影響下,進步青年開始轉向馬克思主義,其中骨干力量如周恩來等也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綜上,李大釗在與中國共產黨的創建上,搭建起了“會—團—黨”的組織模型,在全國具有一定的樣本意義,各地黨的早期組織也多依此進行。包惠僧曾回憶:“當時各地的情況都差不多,先組織黨接著就組織馬克思主義學說研究會及社會主義青年團,‘會’與‘團’是黨的事業機構,就是用一套人馬搞三個方面的活動……”從人員和活動上來講,黨團多有重合,但從組織建設來看,李大釗創設的“會—團—黨”的組織模型,三者既各有分工又能集聚形成合力,既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建進行了組織訓練,又增強了組織基礎,是中國共產黨人獨立建黨探索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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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站編輯:王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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